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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发布时间:2014-09-08 15:59:43


                         浅析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梁立峰

    说实话作为一名法院从事审判工作的人员,当初对审判工作“社会效果”的这一提法和要求还持有谨慎乃至怀疑的态度,认为法院、法官应当只讲求法律效果,并认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和必经途径。然而,经过近段时间的学习和掌握,我深深理解了“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这一思想的内涵、提出的背景、两者的关系以及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充分认识到这一思想的时代性、正确性和重要性。下面我从四个方面谈谈我的认识和感受。,

    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概念及提出的背景

    什么是法律效果?这个我们好懂,所谓法律效果,通常是指通过法律实施从而实现法律的社会目的、价值或社会功能及其程度。一般法理学上所说的“法律效果”就已涵盖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两个方面,并没有单独的“社会效果”这一概念。那么,什么是“社会效果”呢?通常是指民众根据自已的理解与判断,对司法活动在规范和引导社会、实现法的自由、效益、正义价值等方面的认同。

    提出“两个效果的统一”,是有其深厚的背景的。第一,转型期中国法律规范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要兼顾各方、各民族以及各地区的利益;第二,司法从业人员的良莠不齐,不同的案件由不同的法官处理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第三,是依法治国的实践要求;第四,是对社会民意的回应,提高民众对司法的信任。

    二、“两个效果”的辩证关系

    依法裁判是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确保良好法律效果是实现审判工作两个效果有机统一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将无所依存,两个效果有机统一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对任何一起案件、任何一项审判工作,都必须首先强调和始终恪守“依法”,这是法治的底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容突破。任何以保障“社会效果”为借口而不顾审判工作法律效果的违法裁判,最终都不可能真正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更不可能实现“两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好不好,关键要看矛盾纠纷是否得到有效化解、人民群众是否广泛认同。理想的“社会效果”的司法裁判,应当是能够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适应时代要求,体现人民意志,能够赢得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和尊重,最大限度发挥人民法院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职能的裁判。“两个效果”既相对矛盾,又互相共存,是有机的统一。

    三、坚持“两个效果的统一”,应特别防止走向两个极端

1、坚持“两个效果的统一”,要特别防止走向两个极端

    我们在工作中,如果不能正确地把握“两个效果”的有机统一,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

    一是只求法律效果,不求社会效果。只关注案件裁判是否于法有据,而不考虑审判工作能否发挥保障和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能否赢得良好社会评价。主要体现在只求“案结”,不问“事了”,过分青睐依法裁判,忽视甚至漠视矛盾化解,认为那不是法院、法官该管的事。结束是,案件算是了了,但纠纷没有平息,矛盾没有化解,进而引发上访,缠访,引起社会不和谐,不稳定。到头来,又要重新审判。

二是片面理解社会效果。一味追求让当事人满意,而不考虑案件裁判是否符合法律精神,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为了让当事人“满意”,或者让个别领导“满意”来衡量社会效果,而不顾案件裁判是否于法有据,甚至以此作为违法办案的理由。当前,有的法院搞创新,对敏感或影响较大的案件当庭征求旁听人员的意见。表面上看是征求民意,最大限度地使判决结果得到社会民众认同。但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妥,首先,旁听人员是哪些人组成?是自发来的还是邀请来的;其次,旁听人员的素质怎样?是学生旁听还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第三,旁听人员与本案有无关联等等。如果我们仅以此来衡量判决结果的“社会效果”,是绝对不可取的。这种以违反法治原则、牺牲法律效果为代价的所谓“社会效果”,是对社会效果的人为歪曲。

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理想的社会效果实际上应是一致的。真正能够领会和体现法律精神、具有良好法律效果的案件裁判,自然能够赢得公众普遍认同,具有理想的社会效果;真正赢得公众普遍认同,具有理想社会效果的案件裁判,又必须坚持依法裁判原则、符合法律精神,具有良好的法律效果。可见,二者是有机统一的。

下面我们以一件行政案件为例:某市文化大厦项目,系该市重点工程项目之一,工程造价5000万元。该项目建成后部分将用于该市文化局的拆迁安置。2004年5月,该市规划局向开发商某建筑公司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5年3月20日,位于工程附近的住宅小区内23位居民认为该工程项目的建筑对其日照将产生严重影响,遂以规划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为由,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行政案件审理期间,该工程的建设项目暂停施工。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将建筑公司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本案原告所主张的阳光权是一项新兴的公民权利,它是指公民有获得并充分享受阳光的自由,在性质上隶属于公民环境权的一部分。阳光权对于公民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他们的人身健康,更为重要的是阳光权是以充分享受自由的象征出现的。勿庸置疑的是,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原因在于对其所享有的阳光权受到侵害的现存状态不满,力求提请法院予以保障。从原告的诉讼理由来看,该案的关键问题在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如果被告具体行政行为合法,那么,原告的诉讼请求将被驳回;相反,如果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那么,该具体行政行为将面临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被撤销的命运。

    具体而言,与本案所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关的规范性文件有两个:一个是当地的《城市规划管理条例》规定,“一般建筑之间的间距,除符合消防要求外,还应考虑日照、通风、绿化、视线等要求。居住建筑的日照间距为:(一)南北朝向时,在旧城区,间距与南面的建筑物地面至檐口高度的比例不小于1 1.2”。另一个是当地的《城市建筑管理技术规定》规定,“高层建筑(含高层建筑群)与居住建筑的距,按下列规定确定:1、保证受遮挡的居住建筑(包括高层多层低层)的居室大寒日满窗日照有效时间小于二小时。”在本案中,该工程项目的规划符合《城市规划管理条例》中有关居住建筑的日照间距的要求,但却违反了《城市建筑管理技术规定》中“大寒日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小于二小时”的规定。被告依据《城市规划管理条例》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却没有援用《城市建筑管理技术规定》的相关规定。因此,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援用应该援用的规范性文件,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如果只求法律效果,不求社会效果,本着严格遵循法律条文、力求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这一案件审理思路,法院应当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予以撤销。如此以来,案件审理的法律效果是达到了,但社会效果如何呢?这就要求我们不得不从社会效果的角度重新审视上述的分析思路。              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进行分析,原告要求撤销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将带来如下三个方面的成本:一是工程建设已经投入的成本;二是政府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所耗费的行政资源;三是拆迁单位因无法按时回迁所要遭受的损失。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带来的收益是对原告阳光权的保障。量化的成本和收益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在本案中,工程项目造价5000万元。虽然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带来的实际损失要低的多,但撤销所带来的成本无疑也是巨大的。而该具体行政行为给原告带来的成本每户只有2万元。因此,撤销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给个人利益带来的收益要明显小于其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这与其说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倒不如说是一次代价昂贵甚至有点奢侈的公共资源浪费。更为重要的是案件的示范效应不仅会导致滥诉,而且将给经济建设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这就要求审理案件时要考虑案件判决所将带来的示范效应。本案所涉及的问题具有典型意义,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一直都是现代城市建设、旧城改造过程中的瓶颈。这就要求新的建设项目在进行规划设计时,必须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同时又必须考虑到周围复杂的环境因素,避免给周围居民住户的个人利益带来损害。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出现二者不能兼顾的情形,而且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如果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那么,众多处境与原告类似的公民将会不断提起行政诉讼,这不仅导致法院审理案件的压力增加,导致诉讼资源的巨大消耗;而且,出于对诉讼的顾虑,开发商将放慢投资的步伐,政府规划部门将死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行政心态,城市建设、旧城改造将举步维艰,必然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

    由此可见,单纯追求法律效果,而忽视社会效果的案件审理方式不能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悖离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关服务大局的要求。

    如果只求社会效果,不求法律效果,做出维持的判决,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如此以来,被诉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就难以得到彰显和纠正,悖离了案件审理的法律效果的要求。

如何才能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呢:情况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若干问题解释》)第58条规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害的,依法判决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以确认代替撤销,以保全公共利益的权宜判决,学说上称为情况判决。与撤销诉讼截然不同的是,在情况判决中,法院一方面宣告行政行为违法,另一方面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本案中,最佳方案应通过损害赔偿救济措施,而不是撤销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来实现。《若干问题解释》第58条正为这一最佳方案的适用提供了可能。具体而言,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应该根据利益衡量的结果,对公共利益给予充分的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原告个人利益损失的漠视,毕竟正是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侵害了其个人利益。这种侵害对原告而言,无异于为公共利益而做出的特殊牺牲,为了对其提供救济,法院应判决被告对其损失给予补偿。如此以来,判决才能体现正义性:既保障了公共利益,又对为此做出特殊牺牲者给予了公平补偿。

    从情况判决的适用可以发现,情况判决为我们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视角,以此做到将案件审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紧密结合和有机统一。

四、坚持“两个效果”统一的时代性和重要性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是党和国家对我们法院工作的明确要求,是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殷切期待。我们只有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才能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职能作用,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妥善处理法律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树立司法公信,赢得司法权威。

    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属性,人民法院的审判权来自人民,人民法院工作当然要接受人民评判,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要取得人民满意的效果,就必须始终坚持、努力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人民法院的职责也绝不是简单的依法裁判,而是要通过依法裁判,努力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切实担负起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建设和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政治责任和使命。要履行好这样的责任、完成好这样的使命,人民法院开展审判、执行工作,就不能仅仅满足于依法裁判、实现个案裁判的法律效果。特别是现阶段,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实,审判工作在保障和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民群众对审判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期待也越来越多。要做好新时期新形势下的人民法院工作,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更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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